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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20世紀70至90年代，半導體這一如今愈發重要的產業，在當時就表現出了非同一般的潛力，短短三四十年的時間里，產能、產值、從業人員等實現了指數級的增長，從曾經僅限于阿波羅11號的登月制導計算機，到中小學生都能上手的教育計算機，富商高官和普通民眾的生活都和無處不在的晶體管綁在了一起。

生于全球產業轉移時期的半導體，更是從一開始就走了全球化的道路，仙童、德州儀器、英特爾、AMD等鼎鼎大名的美國半導體公司，很早就開始向人力資源豐富的東亞遷移封裝測試等后端工藝，降低自己的生產成本，順勢奪得市場的主動權。

這也成就了亞洲四小龍的半導體產業，韓國、中國臺灣、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它們幾乎在同一時間迎來了美國半導體產業的轉移，大量資金技術的流入，讓這些地方成為了半導體人才新的樂土，除了外資外，本土半導體企業也在之后如雨后春筍般涌現，臺積電、三星、特許……今天我們耳熟能詳的名字，當年或許不過一座廠房，兩三間辦公室，數十名員工而已。

如今我們津津樂道于小城寡民實現的半導體奇跡，卻往往忽略了四小龍中的最后一位——中國香港，細想一下，與新加坡曾經齊名的它，如今卻沒幾個叫得出名字的半導體企業，半導體巨頭們也沒選在這里蓋晶圓廠，一切就好似從來沒有和半導體產生過交集。

誰殺死了香港的半導體產業？

01

仙童落戶，黃金時代

與大部分人認知相反，香港曾是亞洲最早擁有半導體廠的地方。

20世紀50年代末，德州儀器的杰克·基爾比與仙童半導體的羅伯特·諾伊斯先后發明并推出了集成電路技術，而這一技術的潛力，起初并未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原因是當時晶體管技術已十分成熟，貿然轉向其他方向就要承擔巨大的未知風險。

而敦促德儀仙童等大力發展集成電路的，除了來自美國航天與軍方的訂單外，還有日本的崛起，50 年代末，日本廠商投入巨資掌握了面向消費者的低質量晶體管的生產技術，到 1959年，日本晶體管的年產量已超過美國公司，其生產的約55%的晶體管用于收音機，70%以上用于出口，受到擠壓的美國半導體公司開始尋找新的出路。

此時尚處在仙童的諾伊斯，最開始考慮的是有發展底子的日本，不過日本市場卻對仙童并不友好，彼時的日本政府阻止了仙童在當地投資建立生產設施，同時迫使仙童以低廉的價格將其專利權轉讓給NEC，仙童此時面臨著生產成本不斷提升而銷售渠道狹窄的嚴峻問題。

最終，仙童把目光投向了東亞其他的國家地區，香港作為當時向美國出口消費電子產品的中心，不僅勞動力資源豐富工資低，還有很多稅收優惠，歐美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如制衣、塑膠、電子、玩具行業早已向香港遷移，自然成為了諾伊斯的備選項之一。

諾伊斯找到了仙童的制造主管查爾斯·斯波克（Charles Sporck），讓他去實地考察在香港建廠的可能性，而斯波克發現，彼時香港工人的時薪約為25美分，是美國工人時薪的十分之一。據他回憶，“當地工人比美國工人麻利兩倍，還愿意接受更艱苦的工作”，而同事也曾告訴他，“不可能再找到比中國女工更靠譜的工人”。

1962年，仙童半導體租下了香港恒業街上的一家膠鞋廠，并注冊了公司，在這里建造了自己在美國之外的第一家半導體工廠，這成為了香港半導體產業的起點。

當然，以廉價且豐富勞動力為賣點的香港本身也不會承接復雜的前道工藝，在1963年香港工廠正式投產后，主要生產流程就是仙童在美國生產晶圓，再運到香港進行封裝和測試，最終一部分芯片運回美國，剩下的則直接在亞洲銷售。

據仙童半導體派往香港的另一位早期美國主管回憶，公司在恒業街出產代號為T105和T106號的塑封晶體管（epoxy transistors），它們主要用在針對民用市場的收音機上，“這兩款晶體管的生產流程比其他晶體管需要投入更多人力，這也是由香港工廠負責生產的原因之一。”

在幾名美國主管和數千名香港工人“三班倒”的努力下，僅1963年，仙童香港分公司的晶體管產能就達到了1.2億枚， “這是巨大的成功，我認為它們的質量非常棒，或許因為我們在生產一線部署了工程師，他們非常善于管理人工，同時又真正重視產品質量。” 斯波克表示。

仙童半導體只是60年代里奔赴香港的無數制造企業的縮影，在仙童之后，德州儀器、摩托羅拉、NEC等半導體企業也在香港扎根，開始建設自己的海外工廠。到1970年，香港電子廠的數量達到230家，雇傭工人達3.8萬人，香港工業出口占到了總出口的81%，制造業此時也成為了這座港口城市的標志之一。

02

實業興起，白銀時代

但所有香港工廠的老板都明白一個道理，此時香港制造業的優勢，建立在自由貿易和廉價勞動力的基礎之上，香港有的，別的地方也能提供，而別的地方有的，香港卻未必能提供。

在香港取得成功后，仙童并沒有把雞蛋都放在香港這個籃子里，原因也很簡單，亞洲的其他國家地區提供了香港沒有的政府補貼和更豐富的土地資源，以及更低的工資，盡管香港工人25美分的時薪只是美國工人的十分之一，但中國臺灣工人的日薪卻只要19美分，而馬來西亞是15美分，新加坡是11美分，韓國工人的時薪更是只有10美分，封裝測試本就沒有太高的技術含量，仙童德儀以及后來的英特爾AMD，又跑到了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檳城開設工廠，中國臺灣和韓國也有一部分跨國公司遷入。

其中土地資源就是香港制造業的最大痛點之一，與我們熟悉的“鋸齒頂”“大煙囪”工業帶景象不同，香港工業的發展起步于市區，主要以低污染、只需要小型機械設備即可投產的勞動密集型工業為主，而多數香港工廠就開設于工業大廈內，即所謂的工業上樓，這一特點對于早期的紡織業、塑膠業、玩具業和鐘表業來說并不是什么壞事，但對于起步較晚的包括半導體在內的電子業來說，顯然有些不夠。

簡單來說，半導體行業對工廠規格有著嚴格的要求，理想的工廠應該有廣闊的單層面積，因為高樓層工廠容易產生振動，影響機器的精度，但香港的高地價讓建造單層工廠變成了一種奢望，韓國與臺灣興建自己的第一座晶圓廠時，香港的女工還窩在暗無天日的大樓里做著機械而又重復的勞動，而大規模集成電路（LSI）和超大規模集成電路（VLSI）的出現，讓香港大廈里的小作坊愈發跟不上新的科技浪潮。

當然，70年代的香港依舊是亞洲制造業的中心之一，在封裝廠落戶之后，許多跨國零部件制造商在香港設立市場部門，從事該地區的銷售，分銷和采購活動等，當時大陸整個電子元器件行業都還非常凋零，本土生產規模有限、質量差、價格高，十分缺乏穩定供應元器件的生產商和分銷商，而香港作為一個自由貿易港，也承擔了向大陸供應電子元器件的職能。

另外，這個時候同樣是是港資電子廠創業的高潮，有少部分廠家在創業之初，已確立走高科技路線，生產電路板、存儲等尖端零配件，推出電子玩具、液晶顯示器、個人電腦、移動電話等嶄新產品，不過這部分港資廠創業資金較微薄，初期主攻個別產品，不少公司發展至一定規模后，也兼營零部件和消費產品的生產業務。

數據統計顯示，1975年，香港電子產品出口總值為27.57億港元；1978年則增加了一倍多，為64.64億港元；1981年，又比1978年增長一倍左右，此時正是香港制造業的巔峰，欣欣向榮的香港也成為當時許多人心目中的東亞中心。

03

自絕一臂，黑鐵時代

七八十年代時，香港尚處在英國的統治之下，而英國的發展思維也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了香港。

在1980年的財政預算案演說中，時任香港財政司司長夏鼎基（Philip Haddon-cave）提出了一套自創的“積極不干預模式”，這套模式相信市場、依靠市場，盡可能把問題交給市場，最大范圍和最大程度由市場決定，延續了英國經濟自由主義古典學派那種限制政府開支與稅收、抑止政府功能與活動范圍的傳統，只做民間私人做不了、只有政府的集體力量才做得到的事務，將經濟活動盡量開放給民間私人企業。

而這套看似打造了香港經濟神話的模式，卻幾乎等于放棄了半導體產業，80年代的時候，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和新加坡的政府都在傾斜大量資源給半導體與集成電路，一方面積極引進外資與技術，另一方面積極培育本地廠商，香港卻在此時當起了甩手掌柜，所謂的積極不干預，通常就是只做配套工作，不做資源傾斜，任憑企業自由發展。

需要知道的是，香港產品收益基本靠出口，其產銷直接受國際經濟形式影響，伴隨著通貨膨脹，廠房租金和勞工成本不斷提高，元器件價格不斷上漲，以往的優勢在對比之下迅速丟失殆盡，包括半導體在內的制造業要么遷往珠三角，要么遷往東南亞，而香港本身又相當缺乏半導體人才，這種水土流失的情況在80年代后期變得尤為嚴重。

時間來到90年代，當時東亞半導體產業已經完成了第二輪的交棒，美國——日本——韓臺新，身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香港并沒有沾到多少光，當三星李健熙舉起DRAM桂冠，張忠謀為臺積電招徠訂單之際，維多利亞港口里的集裝箱里香港產地的商品卻在一天天變少。

但即便如此，香港的半導體還是在90年代迸發出了最后一點星火，摩托羅拉在80年代落戶香港，并設立了研發中心，這也讓香港具備了自主設計生產芯片的能力，1995年設計的龍珠芯片（DragonBall），作為當年先進的PDA品牌Palm的處理器推出，其由摩托羅拉旗下香港半導體公司——萬力半導體研發，由香港人的團隊設計并在香港生產，而萬力半導體也是當時香港最大的芯片公司，在香港開設了3座半導體測試及封裝廠，其中位于大埔的廠房“矽港中心”更是成為了90年代末全亞洲第二大的芯片測試中心。

那么萬力半導體最終又走向了何處呢？2002年，在港成立逾30年的萬力半導體宣布將大部分生產線遷往天津，原因是香港租金和人工成本高昂，可以說，在進入21世紀后，香港半導體產業基本宣告了消亡。

看著制造業逐步消失，即使是秉持積極不干預的香港政府也并非沒有救市的舉動。

1998年，時任特首董建華在施政報告中率先提出：香港“要成為在發展及應用資訊科技方面的全球首要城市，尤其是在電子商業和軟件發展上處于領導地位”。

畢業于斯坦福大學李嘉誠次子李澤楷響應了這一號召，他認為香港大學附近的薄扶林最有條件復制美國硅谷的成功經驗，因此提出了打造“香港硅谷”的建議，即所謂的數碼港計劃。

1998年3月，香港公布了這一計劃，惠普、IBM、甲骨文、雅虎等8家國際著名公司簽了意向書，有意入駐。一個月后，意向企業增加至34家，包括愛立信、諾基亞等手機巨頭也對數碼港表示了極大的興趣。

試想一下，當這些巨頭紛紛入駐之際，曾經離去的半導體產業未必不能以另一種姿態回歸，來自全球各地的芯片設計人才也未嘗不能在香港落戶。

想法很不錯，港府通過劃撥的方式將土地批給李澤楷的電訊盈科，大家都冀望著香港能夠憑借這一計劃復興制造業，但后者拿到土地后，卻做起了房地產生意，數碼港變成了又一個大賺特賺的房地產項目。

與數碼港計劃同一時間提出的還有矽港計劃。1999年7月，漢鼎亞太集團主席徐大麟提出牽頭在香港建立6間晶圓廠，希望和中國臺灣半導體工程師張汝京合作，把臺灣科學園區的發展經驗移植至香港。

當時漢鼎亞太要求香港政府以稅務優惠和優惠價格撥地200-250公頃土地以興建晶圓工廠以及其配套設施.但香港媒體卻不斷以“炒地皮”來質疑這一計劃，后面漢鼎亞太退而求其次，更改為租用20-30公頃土地，且地點可以分散，但卻始終沒獲得香港三司的統一，矽港計劃最終擱淺。

建晶圓廠得不到支持，搞房地產卻大開綠燈，這一諷刺的現實赤裸裸地擺在了香港半導體產業面前。

矽港最終離開了香港，選擇了另外一顆東方明珠——上海，隨后更名為中芯國際，四年后又回到了那個無立錐之地的香港，只不過這次是在聯交所，它敲響鐘聲那一刻，未必不是在為曾經的半導體產業而哀悼。

04

誰殺死了香港半導體

香港媒體對目前香港半導體的困境倒是有一個非常清楚明確的認知，它們承認在這個高度經濟化社會中，前沿科研偏是最難談經濟效益的事情。

“學生讀了博士想任教，大學教授名額是有限的。接著去讀博士后、做研究助理，都是拿項目的錢，是soft money，不是職業啊！項目沒有了，錢也沒有了。”亞洲電動車之父、香港工程科學院副院長陳清泉談到，“香港學生喜歡做醫生、律師、金融，相較之下，理工科那么辛苦，賺不到快錢、娶不到老婆、買不到房子……這都是因為香港缺乏研究員這種明確的職業道路。”

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創校校長倪明選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難掩對科研人才不足的遺憾之情：“我培養過很多優秀的畢業生，留在香港的并不多。”他表示，土地限制、基建落后、房價高企等外部因素都阻礙香港高校培育和挽留人才，例如學生若想留校任教，就因教席不足而流向外國；若想創新創業，則只能北上突圍。

“內地的科技發展在講十年磨一劍，香港根本不敢做，甚至不敢想，”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慨嘆，“過去三十年，我們還是比較短視一些，大家就想搵錢盡快走，太長遠的投資都不去想，所以就搞服務業，做炒賣？？這種風氣應被糾正。”

在半導體產業消退二十多年后，香港學界已經形成了一種觀點，歸咎于整個社會的急功近利，所謂急功，就是沒有長遠規劃只注重當下，所謂近利，就是只注重經濟效益，一切向錢看齊，香港由上至下、政府、商界乃至高校學生，缺乏對科技價值的認知，大家都不相信香港能培育自己的科技產業，并在利用這一產業獲得可觀的經濟回報。

05

半導體從業者又作何看法呢？

香港上市的晶門半導體是少數歷史遺留的本地芯片公司，它是從萬力半導體的研發部門分拆出來的一家獨立公司，也是目前香港最大的芯片設計公司，晶門半導體行政總裁王華志坦言，香港多年來太側重發展金融業，對創新科技后知后覺，不冷不熱，香港的芯片產業早年的問題在于錯失良機，現在的問題則是缺乏種子培育人才。

香港芯片設計公司AP Infosense副總裁陳寶珊則表示，港府近年推出的再工業化資助計劃微不足道：“1500萬元的上限資助可能只夠買一部機器，建立一間無塵室至少要過百萬，一部機器又要至少幾百萬至上千萬，無塵室有十幾部機器同時運作，這只是硬件，還有人工和原材料成本，從這個角度看，這個金額遠遠不夠。”

他認為，除了資金支持，芯片業界更需要政府出面，協助解決生產設備和技術的許可證問題，有些設備和技術的進口，不能靠企業自己洽商，需要上到政府層面，“例如購買光刻機，如果外國不賣給你，很多研發都做不到”。

事實上，他們大多對香港如今的半導體產業持有悲觀態度，當初所謂的積極不干預手段，葬送了這一產業的未來，如今想靠一些小恩小惠來振興半導體，談何容易呢？

到底是誰殺死了香港的半導體產業？答案早已呼之欲出，但如今再去找問題根源已無濟于事，因為在全球化這一大場景中，流失的產業永遠不會真正回歸，強扭的瓜不會甜，代工龍頭臺積電美國建廠都能一波三折，更遑論其他半導體公司了。

而香港半導體的出路具體在何方，恐怕就不是干預或不干預這樣的紙上談兵就能解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