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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很多中國人都會感動于艾青的這句詩，究其原因，是因為在我們的血液里，總是流淌著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或者說是與生俱來的家國情懷。
2020年，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中國人徹底告別了“絕對貧困”。
這是一個人類歷史上的壯舉——“過去10年，中國是為全球減貧作出最大貢獻的國家。”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高度贊揚。
坦白來說，中國脫貧工作的主陣地在農村，而在消除了“絕對貧困”之后，如何緩解“相對貧困”，甚至實現鄉村振興，成為了我們這個國家最為重要的一個工作之一。
總書記強調說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農業強不強、農村美不美、農民富不富，決定著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質量。
但如果你把當下發生在中國廣袤大地上的“鄉村振興”，理解為是一項任務，那或許就很難解釋，為什么會有如此多的中國企業——他們不分國企、民企，都不由分說地把“下鄉”作為了公司戰略。
在金融行業——一個在國民經濟領域中有重要地位的行業，幾大支柱型的國有銀行，也是紛紛把鄉村振興的相關業務，作為長期的一項重要工作。
像建設銀行，這家排名全球第二的國有大行，董事長田國立就強調，要把服務鄉村振興作為新金融行動的“新主場”。
在8月24日下午，建行舉行的今年中期業績發布會上，田國立透露，目來建行通過“裕農通”累計服務農戶超過5800萬戶。
到農村去，已經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一道“必答題”。
時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所謂“大變局”，不僅是外部環境發生變化，事實上中國國內的經濟形勢和改革走勢也在深刻調整。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不能簡單地再用傳統的解決辦法——無效率的經濟既解決不了人民生活富裕，也解決不了國際競爭能力問題。”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孔涇源曾這樣公開表示，這位之前在經濟體制改革重要部門工作的經濟學者，對當下中國的發展問題有獨到的體會。
在追求效率的同時，如何體現公平，以及更好地實現協調發展？這是我們這個國家如今面臨的新考題，而且是一道“必答題”。
因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協調發展的價值取向契合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是促進區域、城鄉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的很多行業——特別是那些伴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而進入發展快車道的行業，都需要重構發展的底層邏輯。
這是一場校準，目的是為了和時代同頻。
在中國的銀行界，建行的思考走在了前列。早在2017年，建行就提出了新金融行動，背景正是出于對金融業發展邏輯的重新思考。
“隨著生產力的提升，經濟發展速度與社會制度之間的不均衡，讓市場經濟的‘手’與‘心’逐漸脫離。”董事長田國立點到了本質。
可以想見，如此下去，銀行機構的路只會越走越窄——這無疑是與共同富裕、協調發展是背道而馳的。
和中國大多數的行業一樣，銀行業在鄉村的發展是最不均衡的，也極具典型性。客觀來說，這既中國城鄉發展不平衡的“因”，也是“果”。
這也是為什么建行提出要把“服務鄉村振興作為新金融行動新主場”的原因。
而對于新金融理念的重要性，在建設系統內也被提到了一個重要的位置。在建行人的心中，新金融是新時代的金融，是建設銀行貫徹新發展理念、探索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具體實踐，聚焦的都是世界難題、社會痛點和行業堵點。
一個時代要有與之相適應的金融旋律，從城市金融轉向鄉村金融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旋律之一。
銀行這個古老而又現代的“物種”，在中國的這片土壤中，正在發生一種進化，以此來適應內部和外部的要求。
這道“必答題”的背后，寓意著服務鄉村振興，是中國當下時代的要求，是銀行金融業進化的要求，也是建行需要承擔的責任。
查爾斯·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一書中有一個重要觀點：自然選擇是生物進化的動力，生物必須“為生存而斗爭”。
翻譯過來就是“物競天擇”。
如果不能深刻理解“鄉村振興”背后是中國實現“共同富裕”“協調發展”的必由之路，那就很難把這項工作當作是“大事”“要事”和“急事”來對待。
對于銀行業來說，“物競天擇”的意思是，銀行需要在服務鄉村振興戰略的各項工作中，進化出新的能力——服務鄉村振興不是一項慈善工作，而是經營的一種模式，它是適應新時期要求的入場券。
建行高管層認識到，要下定決心重新對鄉村金融進行頂層設計，改變以往的思路，不是簡單的布點，而是要打造鄉村金融完整生態。
也就是說，傳統金融的做法在這個新主場“不靈”了。
鮮活的案例最能說明問題。
會理，四川最南的一個縣級市，當地盛產軟籽石榴——這是一種原產自突尼斯的石榴品種，全國最大的石榴產業園區就在這個小縣城。
和全中國大多數的農產品原產地面臨的困境一樣，如何把這些果子從貧窮而交通不便的大山里賣出去，很多時候靠的是運氣——這就是低水平的農業發展真實狀況。
40多歲的會理本地人李吉友，打算改變當地老鄉們的現狀——最大的痛點是沒有產業化，石榴銷售完全是“靠天吃飯”。
于是他籌資建成了當地第一家規模化、標準化的農產品交易市場，為周邊果農提供了一個設施完善、功能齊全的果品交易場所，利用“公司+合作社+基地+農戶”的訂單收購模式，與線下商超、水果連鎖、線上平臺、批發市場等合作，不斷擴大產品銷路。
到這一步，我們會發現，身處大涼山農村的李吉友和一個在北上廣大城市的創業者的故事，并沒有太大的差別——一樣的雄心勃勃，一樣也會面臨生意上的難題，比如資金周轉不夠。
此時，農村和城市的金融發展不平衡問題就暴露了出來。
一個不需要過分論述的事實就是，在同樣的條件下，農村的用戶顯然比城市里的居民更難獲得金融機構資金的支持。
傳統的金融評估模式對“李吉友”們是不友好的，一個抵押物的問題就可能讓他失望而歸了。
“我們走訪后，據李吉友的采購支出，以及銷售額測算出了一個額度，純信用貸款，也不需要擔保。”經辦的建行會理支行客戶經理詹永杰，運用相關政策，創新性地推出了“石榴貸”，快速完成了對李吉友的190余萬元信用貸款發放。
而獲得了金融“活水”的李吉友，在當地帶去的“漣漪效應”，也是城市金融業務所少有的——有了資金保障的這個農村創業者，不但帶頭致富，還提供就業崗位，留住了很多年輕人，村子里的發展有了更多的活力和可能性。
類似的故事這幾年在建行體系內，可以說是層出不窮，各地結合當地特色農產品誕生了各種涉農信貸產品——山東有“蘋果貸”、黑龍江有“木耳貸”、福建有“白菜貸”……在內蒙古，奶牛養殖戶不僅能用飼養的奶牛去做信用貸款，現在連奶牛養殖設施，都可以在建行去做抵押獲取貸款。
最新一期的半年報顯示，到今年6月底，建行農戶生產經營貸款余額3138.31億元，較去年末增加1101.77億元，增幅54.10%。貸款客戶數89.96萬戶，較去年末增長36.26%。
而在過去，像建行這樣的國有大行，未必不想去服務小微和農村客戶，但是存在風險大、成本高的問題，現在，新金融依靠科技手段讓銀行機構跨越了門檻。
一個說出來會讓很多人驚訝的真實情況是，在寧夏，全區114.1萬戶、382.9萬名農民，理論上都可以在幾秒鐘內從建行的“裕農通”貸到款。
幾千年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可以“傻瓜式”地使用金融產品了——就像拿起一把鋤頭一樣方便，當地建行工作人員形容是幫助農戶“把手機變成新農具，把數據變為新資產”。
靠的什么？僅有熾熱的心肯定不行。
變化的邏輯是因為這款名為“裕農快貸-建業貸”的產品，采用數據直連增信模式，從而打造了“數據化”“線上化”“差異化”“智能化”等特點。
這就是科技進步帶來的銀行產品模式的改變。
這種在金融上的創新做法，也勢必將激活中國一大片的鄉村沉睡資產，包括農村耕地、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宅基地等。
要知道農村占據了中國94%的國土面積，有20億畝耕地、38億畝林地、33億畝牧草地、5.1億畝集體建設用地，農產品年產量19億噸，村集體經濟賬面資產高達6.5萬億元。
當鄉村土地也成為財富之母，隨之而來的財富效應，也將顯著提升鄉村綜合消費能力——這種正向的蝴蝶效應，正是一場不可思議的金融創新所帶去的。
“金融承擔著社會治理中最重要的資源配置功能，是諸多社會難點與痛點問題的直接面對者，做得不好，便顯冷酷，做得到位，便顯溫柔。”這句話出自《大眾金融——商業銀行的進化之路》的專著中，這本書飽含了作者這些年來對商業銀行未來發展之路的思考。
“金融機構應能主動成為一把‘溫柔的手術刀’去破解經濟社會的痛點，尤其是長期被‘冷落’的‘三農’、小微等金融服務問題。這些社會的痛點問題應該是金融關注的焦點。這些實際上也是新市場的重要增長點。”
在討論“貧困”的元問題時，知名扶貧專家李小云教授在《貧困的終結》一書中，有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
他認為，如果說西方發達國家的貧困，主要來自于現代化、工業化過程之中所導致的剝削與排斥，那么在中國的農村，之所以貧困，主要是在發展轉型過程之中，所遭遇的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的斷裂。
也就是說，今天我們說的貧困，很大程度是不平等的問題。顯然，靠經濟發展和社會經濟轉型，不可能解決這樣基于不平等的貧困問題。
李小云教授所說的“不平等”，在金融領域中的城鄉差異中也存在。
在城市，大多數的市民能便捷地享受到金融發展帶來的便利，而在農村，辦個基本的業務可能也要坐個半天的車。在城市，有各種維度的數據來給生活在這里的人做信用評估，而在農村，農民顯然無法做到這一點。
實事求是地說，在過去，類似這樣的問題很難有辦法去解決，要么不可行，要么就是成本太高。
“我們看到數字時代可以帶來資源的公平，金融服務的資源配置不公平這個被詬病的老大難問題，也將隨著金融科技賦予的服務大眾能力，而得到解決。”建行人看到了技術進步帶來的破解之道。
“數字化時代是‘普惠’的時代，互聯網技術打破了信息傳播的不對稱性，當網絡公平地覆蓋所有人的時候，生產和生活都帶來令人稱奇的可喜變化。”
于是在湖南衡陽縣西渡鎮梅花村，建行接受省信用辦委托承建鄉村信用信息系統，項目一期積分系統就幫助梅花村里的合作社獲得了500萬元的信用貸款。
在黑龍江農墾北大荒八五七農場，當地農民只花了3分鐘，就從建行“裕農通”獲得了“隨用隨取，隨取隨還”的金融產品支持，利率還比之前農民通過別的途徑借到的還要低很多。
看到這里，你的印象可能還只是停留在解決“資金需求”的難題上。但實際上，建行這幾年服務鄉村振興，推出的是一個鄉村振興綜合服務體系的建設，打造的是一個涵蓋平臺、信貸、場景、風控的鄉村金融生態圈。
據介紹，光今年上半年在黑龍江，建行在當地發放的涉農貸款中，99%都是純信用貸款。
這當然一部分是得益于技術的進步，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5G、大數據、云計算……讓金融獲得了科技的賦能，能夠構筑一個完善的風險評估體系——作為一家金融機構，對風險的預判既是考驗，也是實力。
我們認為，這是鄉村振興金融中，“融”的第一層意思：融合科技。
第二個“融”，講的是生態體系的“融”。在中國，農村、農民、農業，三者是一個有機的組合，所以服務鄉村振興，需要聚焦的是整個三農生態。
這個時候，制度創新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呼倫貝爾阿榮旗，建行聯合地方黨委組織部，聯合聘任駐村大學生、村兩委年輕干部為“金融副村長”，通過發揮他們的橋梁紐帶作用，實現了大行金融在鄉村的普惠化和大眾化，同時為黨和政府培養了鄉村人才，緩解了大學生就業難題。
“我們歸納為‘三傳三者’”。建行總行鄉村振興金融部總經理吳敏介紹說。
所謂“三傳”，第一個“傳”，讓這些人及時傳遞黨對農民關愛的聲音；第二，及時傳達國家惠民便民政策，包括金融各項政策在內的惠民便民政策及時傳達；第三，及時傳播農民需要，包括金融在內的各種知識信息。
所謂“三者”，是將“金融副村長”培養成為金融服務鄉村振興的踐行者、金融與鄉村的有效連接者、農民獲取金融資源服務的貼心者。
“因為要百姓信他，他能用最樸素的話讓老百姓聽懂。”
而就是這樣一個“利他”的“金融副村長”的設置，不但實現了農村經濟社會和諧穩定，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奠定了堅實組織保證和金融保障，也解決了金融服務最后一公里的難題，甚至解決了農民不了解國家政策和金融產品，基層政府需要金融知識下鄉進村的實際需求。
而建行鄉村振興金融的第三個“融”，指融合了社會各界的能量。
在重慶，當地農民都知道有一個“裕農朋友圈”。
這是建行重慶分行與重慶日報集團聯合打造的，深度服務“三農”，也是國內首個農民專屬綜合社交平臺。
這個“裕農朋友圈”創新打造了“銀行+企業+媒體”三方合作的新金融服務模式。在這個“朋友圈”里，政務、資訊以及農業技術、農產品銷售等農民所需的內容，以手機客戶端作為媒介，讓農民可以有效和方便地獲取。
事實上，在這個“朋友圈”里，建行只是搭橋鋪路、穿針引線，但卻鮮明地體現建行對服務鄉村振興的“融”的理念。
如果我們對建行的歷史足夠了解，就會發現這家有著38萬員工的國有大行，血脈里就“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在上世紀50至80年代，中國處于財政撥款和專業銀行時期，那時候的建行人，足跡就已經遍及郊野，被稱為“帳篷銀行”“馬背銀行”——農村一直是他們所熟悉的“鄉里鄉親”。
4年前的2019年，建行在同業中率先成立掛牌成了鄉村振興金融部，并在一級分行中設立相應部門團隊。
從此前的專注“守城”到服務“下鄉”，建行可以說是躬身入局，借金融科技之力重塑農村金融投送能力，以“裕農通”為重要抓手，趟出了一條新金融服務鄉村振興的新路子。
按照最新的財報數據顯示，建行已經在線下設立了37萬個“裕農通”服務點，幾乎覆蓋了全中國大部分的鄉鎮及行政村。而線上打造的“裕農通”APP，為農民提供智慧村務、電子商務、便民事務和基礎金融服務，APP注冊用戶1024萬戶，累計發放貸款522億元。
數字只是建行服務鄉村振興的一個側面，享受到實實在在變化的是很多大山里的農民。
在安徽大別山的腹地，有一個岳西縣，那里是一個革命老區，也是一個貧困區。不過，當地雖然經濟基礎相對薄弱，但自然資源稟賦較好。
于是建行安慶分行，創新打造了“資金鏈鏈長”，分析“一縣一特”、“一鎮一業”、“一村一品”的區域產業特征、客群分布，“聚焦茶葉、蠶桑、茭白、瓜蔞、香榧”等產業資源，采取“金融+村集體+龍頭企業+農戶”的多方鏈接模式，以鄉村振興項目貸款、普惠金融和農戶信貸等多元化產品，解決各類市場主體的資金需求等金融服務。
在鄉村振興工作中，參透了“長效”兩字，或許才能理解建行所做的一些嘗試。
萬峰湖，一個位于貴州、云南、廣西，有著176平方公里的大型水庫，此前由于湖區遭遇非法養殖網箱的污染，青山綠水岌岌可危。隨著政府對湖區治理的推進，污染問題得到了有效解決，但發展的難點也逐漸暴露。
一方面是當地巨大的水產市場需求得不到滿足，另方面是漁民的生存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從這個矛盾關系來說，如何寫好萬峰湖“綠水青山”的后半篇文章，顯得尤為重要。
建行貴州分行主動對接當地水產公司，并授信投放1.3億元升級養殖手段，發展離岸淡水養魚，生產提供符合無公害標準的水產品，不受季節限制，幫助企業在“環保效益”與“經濟效益”之間找到平衡點。
除此之外，建行還投放2億元支持湖區項目建設，在助力企業補全冷鏈、倉儲等產銷供應鏈的同時，為漁民提供大量工作崗位，一舉兩得破解發展難題。
在這一整套“法治+金融”的組合之下，是很好的一次創新和探索，既鞏固了法治的成果，也很好地實現了鄉村振興，讓萬峰湖的“綠水青山”得以邁向“金山銀山”。
一邊是因“湖”而生的產業，而在山東壽光，圍繞的則是“蔬菜”兩字在做文章。
作為全國知名的“蔬菜之鄉”，壽光的產業基礎并不差，但面對數字農業、智慧農業發展大潮，壽光蔬菜種植行業在產、銷、管、服等領域，還存在“數字鴻溝”和“智慧化發展”梗阻，還有諸多薄弱環節有待貫通。
如果按照傳統銀行的眼光來看，敬而遠之是第一步，因為“有風險”。但建行山東省分行，卻沒這么想。
圍繞壽光蔬菜產業鏈需求，建行山東省分行聯合政府有關部門，上線了一個蔬菜智慧管理服務平臺。同時，依托平臺的建設，把金融服務有機嵌入到蔬菜產業各個環節，有效提升鄉村振興金融服務能力和水平。
只有離農村更近、與農民更親，才能讓金融服務下沉到田間地頭、走進農民心頭。這句話不僅是寫在紙上，也體現在了建行，服務鄉村振興的工作之中，更是建行人的某種信念。
因為他們胸懷“國之大者”，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建行董事長田國立在2023年半年度業績發布會最后，也動情地對大家說，希望市場能用新的眼光去看待新金融行動，普惠金融和農村金融等。而在大數據和金融科技的支持下，商業銀行的估值模型，也的確到了需要重新架設的時候。
到農村去，成為建行一樣的“行動派”。
